子秀美突然推开门气呼呼说道：“我说你这是怎么了？整天闷在家里，孩子也不接，家务也不管，酒店那边你也不去？”“呃——”李正停下手说道：“酒店不开了。”
“怎么？”秀美提高了嗓门质问道“好好的酒店你说不开就不开了？放着一个月十几万的买卖你不干，你想干什么？”
“我想静下来，好好写写八瞎子的故事。”李正平静地说道。
“八瞎子的故事能当饭吃呀？那么大的酒店难道就这么闲着？”秀美不解地说道。
“是这样…”李正转过身说道：“过些日子我想把它兑出去。”
“不干了？”秀美瞪圆了眼睛问道。
“是啊，干了这么些年，实在不想干了，干够了。”李正的脸上带着几分哀伤。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跟我商量，我看你简直就是着了魔了，八瞎子
魂不散反倒把魂也勾走了。告诉你，再这样下去咱们的日子没法再过下去了。”秀美怒生生说道。“大不了离婚哦，反正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做下去的。”李正冷冷地说道。
“你…你…你真是执
不悟，不可理喻！不用说谁离不开谁，没感情在一起也是种磨折，离就离，谁怕谁？”秀美说罢用力甩上了门。李正有些懊恼，他澎湃的心
许久都无法抚平…李正转回身面对着电脑屏，他随手摆
了几下鼠标，自己昨晚打上去的几行字正好映在了眼帘：“把你的故事也写一写…就写写你的家史，说说你的酒店是怎么来的吧！”“是啊！既然后边的故事还没头绪，就先写写我自己吧！”
李正轻松地敲打着键盘，思绪飘到了那个久远的解放前…
李正的爷爷从前曾是个货郎，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的是针头线脑、梳子顶针等杂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抚顺，之后不久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修建了大官屯火车站，从此爷爷所居住的这条街陡然变得热闹起来。李正的爷爷见家里居住的位置不错，干脆就搁下了扁担，开了一家杂货铺。后来日本人又
迫原来抚顺地区最有钱的一个富户老邵家出钱，修建了连接浑河南北的葛布桥，而李正爷爷的杂货铺正好处在了葛布桥到大官屯火车站沿街央中的黄金地段。因为生意
益兴隆，李正爷爷干脆将街角沿东西、南北两个方向的十几间房子都盘了下来，取名“李家旺百货铺”，经营的品种不仅含盖了用百货，还跟后葛村的几家菜农联合办起了蔬菜联社，做起了蔬菜的生意。解放后，全国对农村进行了土改，而城市则对大的资本家的资产给予了查没和兼并，划归了国有，对小的个体工商户还没形成统一的政策。这时候李正爷爷担心自己的百货铺被没收，急着想再暗中转移资产，恰巧这时候李正的父亲从奉天东黎高中毕业回来，那时候父亲刚刚十九岁，又是文化青年，对当时的形势领悟得比较快，他见父亲坐立不安的样子，就对父亲说道：“爸，你把这百货铺交给我吧！我会尽力把咱家的房产保存下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爷爷当时已是束手无策，他听说许多商行和工厂都被府政没收，已经吓得不敢出门，听这个刚刚毕业回来的儿子这么一说，也只好把这个百货铺交给了自己的这个长子。
爸爸接过这个百货铺之后，他主动跟府政要求合营，并上
了经营权。就这样，“李家旺百货铺”就变成了“新抚区中和路合作社”，后来被人们简称做“中合社”由于父亲有文化，头脑灵活，在解放初期，当时的物质非常地匮乏，合作社经常处于缺货和断货的局面。父亲利用爷爷曾经走南闯北见识广的经验，主动去产地联系货源，又与刚刚成立不久的葛布农村蔬菜联社订立了蔬菜购销关系，使“中合社”成为当时百姓心目中最大的卖场，父亲也因此从一个采购员逐渐晋升为果蔬部经理，直至社长。在文革这个翻旧账、查
源，大批资本主义的年代，父亲凭借他的睿智和积极地工作态度，不仅没有让这股赤
波及到自己，反而被誉为“红顶商”，并入了
，成为了“中合社”的组成员。作为一名干部和
员，父亲有他敬业和不辞劳苦的一面，但作为商人，他也有为人和善、处事圆滑的另一面。在这里，我不得不讲述一段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故事。1972年，那还是个粮油蛋菜都靠供应的时代。与“中合社”仅一条马路之隔的一所大院里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王叔和王婶两口子一共生了七男一女，因为王婶喜欢闺女，所以直到最后得了个千金这才止住。按说在那个年代两口子拉扯这么一大家子人生活一定是蛮艰苦的，可是王叔有个本事，他是道街一带出了名的武术高手，光正儿八经的徒弟就有十几个。王叔传人武艺，当徒弟的不近不离儿逢年过节的也都把自己家的粮票、布票、豆腐票之类的从家里挪出来些孝敬师父，所以王叔一家人的日子还能勉强过得去。
这一年的腊月十七，王叔二十七岁的三儿子好不容易才刚刚处了个对象初次到家里登门，王叔、王婶见这姑娘长得漂亮，就打心眼里喜欢，于是老两口子就张罗留姑娘在家里吃饭。这姑娘也
懂事，她悄悄地出去到路对面的“中合社”想要买两个票的猪
。那时候跟现在不同，当时咱们辽宁的“三两油”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就是说辽宁地区的人口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大豆油，记得在当地还
传一句口头禅，叫做“辽宁人吃黄包谷，包谷不够咸菜补”就因为家家户户的食用油都特别少，所以人们买都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榨取一点猪油来调剂生活，所以当时人们买都喜欢挑肥的，这正是那个时候百姓生活的一种写照。姑娘排了半天的队，等轮到她的时候，卖
的小伙子却给她割了一块肚腩。这肚腩肥不肥、瘦不瘦，皮又厚根本就榨不出油来，姑娘就指着央求卖的小伙子给换一块，没想到这个小伙子不仅不给换，反而将猪往姑娘身前一扔说道：“就这，爱买不买。”姑娘眼看着案板上有好
不给割，就生气地说道：“那我不买了。”“不买了？”小伙子看了眼姑娘说道：“不买可以，钱能退，
票不能退。”“为什么？”姑娘怯怯地问道。
小伙子瞥了一眼穿在钉子上的一叠
票说道：“打过孔的票都是废票，你到哪都不能用的。”姑娘一听只得委屈地拿起
哭着离去。老三见自己的对象买了一块
回来原本高兴，可是一看姑娘的眼角上挂着泪花，就问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姑娘把自己买
遇上的糟心事这么一说，老三当时就火了，他对姑娘说道：“你先在家帮我爸妈做饭，我去教训这小子几句。”姑娘只当是老三过去说他两句给自己出出气也就算了，可没想到老三竟会施手伤人。
事情是这样：老三找到卖
的小伙子说道：“刚才来买的女的是我对象，你为啥欺负她？”小伙子刚到“合社”工作不久，不认识老三是谁，他把割
刀往案板是一搁说道：“你对象多个啥？”老三一瞪眼，他用手指着卖
的小伙子问道：“你出来还是我进去？”小伙子不识好歹，他挑衅道：“有能耐你敢进来？”
老三一怒，他二话没说，用手一撑案子就跳了进去。
这个卖
的
小子哪知道王叔的名声，更不知道王叔的几个儿子个个都是会武功的。在十一道街一带，王氏兄弟可谓是不可一视，虽然看不出他们兄弟几个的武功怎么样，因为在大街上从来都是只见他们打别人，就没看见有敢还手的，但从王叔的几个徒弟身上，还能一窥王氏武功之一斑。据说王叔有好几个徒弟都是造反派的闯将，打打杀杀这一套是非常出格的，最出名的一个徒弟名叫黄国胜，绰号飞彪。有一天，黄国胜骑着大摩托车在河北华新街广场经过时遭人
袭，这徒弟仅用手腕上的一块罗马表就挡住了弹子，然后他开着摩托车冲过去就把持的当场撞死。由于罪恶累累，黄国胜78年被铺，关进了市郊的武家堡监狱。就在关押期间，他曾多次越狱，因为三米多高的围墙再加上不到一米的铁丝网根本拦不住他，他能一串跟头就翻出去。有人见过他这种跟头，就跟现在的体
运动员跳木马差不多，先是一个踺子挂个后空翻，然后用手一拍墙头再一个空翻就能越过铁丝网，可是看家的本事再多，最终还是法网难逃。不久，黄国胜就被判死刑转到了抚顺战犯监狱，这一回黄国胜他是
翅难逃。行刑那天，连同黄国胜在内总共是七名死刑犯，刑场就设在监狱靠近高尔山一侧的围墙下。执行的时候，黄国胜面对着仅十来米远的口竟然连躲了三而毫发未损，到最后所有的口都对准了他这才难逃死劫。有人说黄国胜当时要不是被脚镣困着，三五把对他同时开火他都能躲过，可现实的场景是，黄国胜差点被
打成了蜂窝煤。再说老三一个飞身就跳了进去，他顺手
起案上的切刀，照着小伙子的头上就劈了下去。小伙子没想到老三会动真格的，而且下手如此之狠，他见钢刀劈过来，下意识地往旁边一闪，他这一闪头是躲过去了，可是他的耳朵却整个贴着耳被切了下来。老三一见买这小子的半边脸当时就哗哗淌血，他跳出去就跑回了家。老三砍人这事很快就引起了轰动。当时老三最小的一个弟弟老七吃过晚饭听说这事之后他对老三说道：“三哥，这事要是不摆平的话，明天安公局就能知道，咱们都是有案底的，又赶上安公局年前都在大搂，我看这事想妥是妥不过去了。”
老三自持他们老王家在道街这一带势强，他毫不在意地说道：“安公局又能怎么的？”
别看老七他年龄小，只有十七八岁，可是他仗着哥哥多，势力壮，从小就是个打架的大王，但老七跟他的几个哥哥不同的是，他从一个个
氓团伙的争斗中逐渐学会了摆事，利用自己家族的威望常在几个对立的帮派之间调和，这样大家都避免了不少的械斗，老七也从中捞取了好处。老七见哥哥不听他的劝，他就独自来到了李正父亲的家中跟父亲商谈哥哥砍人的事。
父亲在商店就已经知道了这事，对老王家这兄弟几个那是再了解不过，他见老七登门前来，晓得老七就是为他哥哥的事而来，于是他不等老七发问就先说道：“你三哥这事虽然出手狠了点儿，但问题不大，我已经把他安排在矿务局住了院。”
“那么——李叔，你跟那个卖
的员工家属怎么解释的？”老七问道。“工伤！一切医疗费由单位出，他住院期间的工资照开。”父亲说道。
“那——人家要是报官呢？”老七还是不放心地问道。
“我送他去医院前就跟他说了，你如果要报安公的话商店就认定你工作时间跟人打架， 医药费商店不管，而且还会因为违反纪律被开除。”
老七一听父亲这话，他对父亲说道：“李叔，你这份情我老七领了，咱们这么多年都是老邻居，出了事相互照应是必须的，今天我老七把一句话先撂在这，如果将来李叔有什么事用得着我老七，我老七要不赴汤蹈火我他妈就不是人养的！”
后来，这个卖
的小伙子出了院，因为他那只被削掉的耳朵没有接活，因此他也就成了一只耳。父亲在他出院之后替他挖了关系，把他调到了物资局的百货仓库去当保管，这在当时来讲也是个不错的肥差，因为在物资紧俏的年代，管物的人总会有诸多不为人道的好处。至于他的伤残，由于当时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安公局也向来都是民不举官不究的作风，再加之迫于单位和王氏家族的双重压力，也就因此而作罢。到现在我应该如何评价父亲？我认为“红顶商”是再恰当不过。说他“红”是因为他确实工作干得出色；说他“商”，那是因为他有商人的头脑，很会投机。至于读者怎么想？那总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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